戒烟宣传为什么无效？

和孩子走在街头，遇到前面有人吸烟时，妈妈会赶紧叫孩子“闭气”。我也试过方法但发现：烟草，无论是气味还是它的有害物质，都不是受邀请才进入人体的。即使你屏住呼吸，它们也无孔不入。

我自己早晚步行上下班。一路上经过的人不少，有成群结队的年青人，步履蹒跚的老者，甚至有迈四方步的老太太，很难说是主动或是被动，他们的嘴里都不幸被塞了一支烟。那不幸并不属于他们，而是为我定制的。有时，快步走到这些人前面是个避开二手烟的可行方法。但也有个别吸烟者矫健得象个正常人（或者更甚），以至于我几乎认为对一些特殊物种来说，烟草或许增强了他们的行动力，以至于我得跑步才能超过他，抵达安全区。

成人如此，那么孩子呢？对1.2～1.5米的孩子来说，他们在大街上吸入的成分更加复杂。比如汽车尾气在1米左右浓度最高，而他们更不容易有躲避吸烟者的意识。

有一次带着孩子在广州动物园的休息区休息。一位面色黝黑的小个子男人在吸烟。我尽量温和地建议他不要抽烟，并且告诉他“这对你的孩子也不好”。他讪讪地熄了手里的烟。不过我还没来得及庆祝，男人的妻子怒气冲天地过来，似乎是训了他几句。他听完以后又默默掏出烟点上，重新将他的孩子笼罩在烟雾中。而我，只好带着女儿离开了。显然，那位强悍人妻虽然没有多少文化，却颇懂得维护他丈夫的“尊严”，以及对自己家人的合法伤害权。

救救孩子（和他们的母亲）

新京报有篇发布于2020年的报道（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6810280521214460430/?upstream_biz=doubao&source=m_redirect）说，中国72.9%的儿童青少年正遭受着二手烟的伤害，二手烟已成为影响儿童呼吸健康的头号杀手。

据中国疾控中心对全国15岁以下青少年吸烟状况调查显示，72.9%的儿童青少年正遭受着二手烟的伤害，其中有42.3%发生在家庭，67.7%在公共场所或公共交通工具中。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发布的《儿童呼吸健康科普白皮书》显示，14岁以下儿童发病率最高的是呼吸系统疾病，占比达51.87%。导致儿童呼吸系统疾病的室内环境问题主要有三大因素，位居第一的是二手烟，占比38.3%。不难看出，二手烟已成为影响儿童呼吸健康的“头号杀手”。

报道还援引多方数据说明吸烟对吸烟者的种种健康危害，当然这就不是我所关心的了。

中国疾控中心，虽然对他们的控烟报告讳莫如深（在官网上找不到，联系方式只有微信，留言回复倒是极速：“系统繁忙”）。不过在2023年其三级栏目“烟草危害“下”发表了一篇《“三手烟”危害竟然这么大！》。

“三手烟”是指吸烟者“吞云吐雾”后残留在衣物、墙壁、地毯、窗帘、皮革、家具，甚至头发和皮肤等表面的烟草烟残留物，是目前危害最为广泛的室内空气污染。残留物中含有尼古丁、致癌物、重金属、放射性物质等有害物质。

“三手烟”为什么危害大？ 一是容易被忽略。二手烟能躲，但三手烟难防。看到有人吸烟，我们能躲开，但是遭受三手烟的危害往往是不自知的，通过呼吸、皮肤进行吸收，很容易被忽略。 二是危害时间长。二手烟中的有害成分被吸附在物品表面，形成“三手烟”, 时间可长达数月，想要彻底去除非常困难。 三是对儿童的危害尤甚。因儿童尤其是婴幼儿容易在地上爬或接触各种被污染的物体，抓到东西往嘴里塞。

吸烟率全球差别不大

无论二手还是三手烟，其罪恶根源在于一手吸烟者。在今日头条看到一位预防兽医学专业博士“后山人进城”的文章（https://www.toutiao.com/w/1822822283137036/），未说明来源，我是因腾讯元宝找到这篇文章的。鉴于没有其它权威来源，这一系列数据的可信度似乎还挺高。

总体趋势：中国成人吸烟率从2010年的28.1%下降到2022年的24.1%，但下降速度远低于全球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 不同性别：男性吸烟率从2018年的50.5%降至2022年的45.3%，女性吸烟率一直较低，2022年为2.3%。
• 不同年龄段：2022年15-24岁组吸烟率降幅最大，但90年代以后出生的男性吸烟率呈上升趋势，尤其是在农村地区。

仅看成年人吸烟率数据，世界各国差别并不太大。作为奉行中庸之道的中国，果然是不孚众望地占据了中间位置。仅英国、墨西哥、巴西在20%以下。若是英国代表了文明，那为何其它发达国家吸烟率看来都不低？和我们富裕程度相差不大的墨西哥人为什么不吸烟呢？难道是可口可乐满足了他们对生活的所有期待吗？（以下表格并非完整排序，由于缺乏更多数据来源，其准确性也未经考证）

这样一看，吸烟率数据似乎不能用来揣测文明的优劣。

但由于美国、日本、香港等地室外公共场所严格控烟，可以预见的结果是人们在室外暴露的机会显著降低。在禁烟国家，如果你想在室外公共场合吸二手烟，还得特意规划路线才行。

我又让Grok做了深度搜索，或许受神秘势力干预，数据质量不高。不过也有一点参考价值：中国非吸烟者二手烟暴露率为68.1%，每天7000万非吸烟者暴露，其中包括1800万儿童。值得注意的是儿童家庭暴露率，北京家庭二手烟暴露率为29.6%，上海徐汇区家庭二手烟暴露为44.82%，重庆某区达48.2%。

家庭二手烟可以视为全域二手烟暴露的“底仓”。在居家环境中吸烟的人，在公共区域自然也不受约束（除非有强制要求及有力监督）。如此一来，用道德引导的方法来劝诱这部分人戒烟就成了天方夜谭：一个连自己亲人都不在意的人，怎可能指望他在外体恤别人的健康或感受呢？

文明的刻度

在不打算彻底、全面禁烟的情况下，控烟无非两个思路：一、减少一手吸烟者或其消耗量；二、保护非吸烟者免受二手、三手烟伤害。

关于第一条，很明显并没有具体有效的措施加以影响。元宝提供的数据显示，从2018到2024年降低了2.5%，而2018年前的8年只降低了1.5%，原因归结为2018年起部分地区禁止公共场所吸烟。至于你信不信，我觉得这多少也算是个好消息。

根本上，吸烟是个人选择，由于社会心理的多方面因素影响，事实上很难让吸烟者弃暗投明。所以管理方向首先应该是保护非吸烟者，而不是把吸烟者解救出来。因为只有自救者才值得救、救得了。既然各国吸烟率都差不多，我们不妨认为这是一种自然演化选择（若有一天发生某种灾变，令不吸烟者死光，只有吸烟者幸存，那也是大自然的选择，反之亦然）。但是吸烟者与被动吸烟者之间的比值，却能明白无误地显示文明的刻度。

比如在中国，目前的吸烟率约25%，被动吸烟者68.1%，吸烟者带来的伤害系数是2.7，即平均每位吸烟者令2.7人遭受二手烟伤害。

同时还有一个吸烟量的数据，假定市售烟草的毒性相同（大致上也确实如此），中国烟民平均每日吸烟量是16.8支，是希腊（8支）的2倍，美国（10支）的1.6倍以上。

既然中美吸烟率大致相同，不妨再看看美国烟民的周边杀伤力如何。由于存在一些自相矛盾，美国数据难以准确估计，但注意到美国全境公共场所禁烟（注意该国大麻已合法化），因此美国人的公共场所暴露机会极低。元宝推断暴露人数为4350~5800万，但它算出来的吸烟率只有11%，其它来源的数据则是23～25%，这里姑且按23%计算，则每位吸烟者的附带杀伤指数为5800万（按高线取被动吸烟者数量）/7600万（按23%计算）=0.76。

以美国为基准，我们大致推算出中国烟民的单人伤害输出为：

16.8/10*2.7/0.76=5.97

亦即，中国烟民的单人伤害输出是美国烟民的约6倍，成为当之无愧的毒王！

变好Or变坏

大概春节前还出了另一件事情，就是有关当局更新了“公共场所”的定义。虽然有人辩解说这个更新无关公共场所禁烟的规则，但是显然，它事实上带来了不少改变。如果立法者出于善意，那么建立一个关键词库并不算难，何况现在AI已经如此强大。法律的变更牵一发而动全身，既然我们应用大陆法系，就有起码的义务考虑周全一点，而不是象肉鸽一样，走到哪拉到哪儿。

2024年12月13日国务院公布的《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2024年12月）》，对21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4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其中，《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一项修改为“宾馆、旅店、招待所”，删除了饭馆、车马店、咖啡馆、酒吧、茶座等5处场所。该条例将于2025年1月20日实施。

所幸，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混蛋。

铁道游击队

众所周知，铁道系统在道德方面是严重紊乱的。在车厢内，尤其在洗手间，会有无限重复的喇叭声提醒你不得抽烟，并以罚款、行政拘留甚至刑事责任相威胁。但只要在过站时你往门外一站，就可以不受约束地享受烟草带来的个人快感，和给他人造成无法拒绝的粗暴冒犯。没错，站台默认是允许抽烟的。

车站厕所不允许吸烟。但厕所里永远烟雾缭绕，想必是因为执“法”不便。其实烟感完全可以降低成本，做到大范围普及，只不过管理者太过怠惰了。

车站广场可以吸烟，所以烟民会在这里吸足之后再进站。但烟民的智商也许不算太高。他们似乎没有留意到，进站身份验证这一关的半开放空间并没有禁烟标志。这也足以说明，少抽几分钟或少抽几支类并不必然造成死亡。

所以，在3月11日这一天，当我从南通西站候车厅走上月台时，虽然仍然受到烟雾侵袭，却听到一个世纪以来最美的声音——站方广播说“站台禁止吸烟，请熄灭你手中的香烟”。同样地，由于没有穿制服的执法人员巡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听从劝诫，但这个声音已经给了我足够的安慰。

徐汇好声音

近期，上海“徐汇健康”公众号指：上海作为常住人口2500万左右的超大城市，成人吸烟率虽已降至19.2%，但人群二手烟暴露率仍达47.6%，室内控烟状况不断向好，但室外二手烟情况却不容乐观。为此开启网红地标控烟试点（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I2MzMxNg==&mid=2651503752&idx=1&sn=53af6818f9f26944b3f3e4fc57eb3fba&chksm=bcf4ba5d03f45f0948fe9ae5acf4b2bc17d0c92debbe3889b05fe0313ed204e9e38a448f3fd3#rd）：

上海深入推进“控烟行动三部曲”，即“室内全面禁烟、室外不吸游烟、吸烟请看标识”，在加强法定禁烟场所监管执法和宣传倡导的基础上，“疏堵结合”共治室外“游烟”。从3月中旬起，依据九部门联合发文的精神，本市将率先在武康路、豫园商城、新天地、外滩、南京路步行街、陆家嘴商圈、今潮8弄、蟠龙天地等8个中外游客集中、人群密集的“网红”地标场所重点推进，形成示范效应。据了解，这在全国室外场所控烟工作中，也属引领创新之举。

这个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行动值得喝彩，但也可以想象，室外公共场合禁烟任重而道阻。权力是一种能量，想必有更优先要关照的地方。考虑到前两天出台《国民健康振兴法》，似乎是希望让人们能够活到领取退休金的那天（当然首先是活到交完应交的养老金那天）。虽然该法并未涉及禁烟内容，但元宝说有“配套法规”，指的是将于今年愚人节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

行为经济学帮帮忙？

听说行为经济学的缔造者丹尼尔·卡尼曼已于日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遗憾、祝福。

《认知操纵：宣传如何影响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一书中提到认知失调是吸烟行为难以改变的原因。简单来说，如果你相信吸烟有害健康，你自然应该选择戒烟，但如果你戒不掉，你的解决办法就是改变认知，相信吸烟对健康根本不算个事儿。

人们对某种行为越执着，对威胁该行为的信息的阻抗就越大。心理学家发现，最难以相信吸烟危害的人是戒烟失败者。戒烟失败后，他们对吸烟变得更加执着了。

如果我们的目的不是让吸烟者戒烟，而是减少他对非吸烟者的伤害，也许方法会多一些。

首先是法律法规完备，及管理方履行职责。

其次是社会心理引导。不知道“给你的孩子/家人一条活路”这样的宣传是否有效，但老实说，如果戒烟真有那么难，那么这样的劝导只会让Ta更多地在公共区域吸烟，从而伤害他人。对家庭的伤害是可控的，对社会……是难以估量的。

据说在美国，吸烟被视为“不体面的行为”。这是最重要的社会心理背景，它是抑制性的。

还有一种引导性的方法。比如元宝建议的：烟盒印上“吸烟者亲属表情包”（如咳嗽的爷爷、流泪的孕妇）；开发“戒烟彩票”，中奖者可获免费体检；某些国家尝试“吸烟税转教育基金”，让吸烟者为教育事业“氪金”。

不过，最需要补偿的也许不是”教育基金”，而是非吸烟者。对吸烟者额外课税以支付非吸烟者罹患 相关疾病的开支更合理一些。这时吸烟者有了相对明确的“对手”，而这个“对手”根据需要还可以更具体一些，以强化因果。我不知道丹尼尔或其学生有没有做过这样的实验，但相信如果一个吸烟者意识到他多交的税都用来为对门的不吸烟者（也许是位小朋友或老太太）支付医疗金，他会下意识地捂紧钱袋。

甜点

来自美国联邦公共卫生署的数据（https://www.stnn.cc/c/2024-11-20/3936592.shtml）提供了如下有意思的视角：

1. 人种。2020年，印第安和阿拉斯加原住民有27.1%吸烟，白人13.3%，非裔14.4%；
2. 收入。2020年，年薪低于3.5万美元人士吸烟率为20.2%，年薪10万美元以上的只有6.2%；
3. 性向。2019～2021年间，LGB人群吸烟率为16.3%，而异性恋成人为12.5%（疾控中心也有个数据，显示差别更为悬殊：2021年LGB成年人中有27.4％吸烟，而异性恋成年人中只有18.4％。https://www.cdc.gov/mmwr/volumes/72/wr/mm7218a1.htm）。

将CDC数据整理成表格如下：

“仅由医疗保险覆盖”（Medicare Only）经查询指的是≥65岁的成年人，他们仅享受联邦医疗保险覆盖而不包括任何私人保险、医疗补助或其它公共保险。信息显示这个年龄段老人戒烟率达到81.9%，似乎是在岁月将尽时，他们终于感受到了生命的可贵？

整理这篇东西是因为个人对于吸烟之祸深恶痛绝，但并不针对任何在可能影响他人的情况下避免吸烟的吸烟者。事实上他们值得一句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