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看美国电影，大概叫《清理小队》。剧中的黑帮大佬是个狂热的马基维亚利分子，任何时候讲话都要引用他的表述，并且向对方（无论敌友）安利。他最终被清理小队清理了，因此未能成为自己想成为的君主。杀他的人拿走了桌上的《君主论》。
作为一个千年打工人，我发现自己曾就职的多家公司，老板都在试图打造一个绝对权威。如果这是对决策的态度，也许无可厚非。问题在于他们都试图在公司内创建一种刻意区别了正常社会的沟通和管理机制。而这些机制在社会上部分或全部无效。
我们几乎可以认为，一种与现实社会格格不入的内部机制事实上会降低公司的沟通效率。尤其当一家公司需要与外部进行大量交互的情况下。比如花名制度，往往让外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从而需要额外的解释成本。更糟糕的是职务，如果一些公司不允许以“x总”、“x长”的职务相称（以体现所谓平等或反官僚），那么内部人就不得不寻找替代用语，形成另一个指称机制。这让语言腐败来到一个新的高度，人们得找一个称谓，让对方能够确定自己的地位并没有被忽视。我猜“马校长”也是其一。
这些在内部这也还算容易解决，但在外部沟通时，就必须留意两种语境交叉情况下的用法。而外部人对此可能会好奇，尊之为“企业文化”，但也有人直白的表达了（歧视性的）不解。
我一开始也的确认为这是“企业文化”。但好的企业文化并不是刻意地“差异化”，更不是用严苛的规章来约束的，文化不是装饰品，它更象内在的香蕴，更多需要由内而外散发出来。而约束性的“文化”，该如何解释呢？我想了很久，突然明白这其实是一个“老板”的梦想：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度。
我没有在外企工作过，但我设想，说日本企业等级森严、礼别尊卑，那是和他们的社会文化一体的；美国企业当然也不乏暴君（乔布斯、马斯克），但整体氛围通常也体现了美国社会对个人的尊重甚至是妥协。就公开信息而言，他们并不会刻意营造一个规则异于社会或同类公司的氛围。
那么中国的老板为什么要别出心裁、不辞辛苦地创建“独立王国”呢？
一个合理的解释，这种心理是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君权文化（或称“帝制文化”、“皇权思想”）在现代商业社会的一种投射和延续。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天子轮流做”的说法，这在一个极权控制的社会里可谓相当讽刺。尽管这在现实中完全没有可操作性，但人们有了机会就想通过某种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威权控制。“家国同构”就是最好的实践模型。如果公司是家和国，那么老板就兼有了家长与君主的身份，而员工则是“家人”与臣民。当然在这里，“家人”不意味着被关爱，而是无条件的服务。在这样一个体系当中，家法也就会独立于国法而存在。
当然这个模型得以实践是有其经济基础的，那就是公司成了老板的“私产”（不一定反映实际股权结构）。跟gemini讨论，它认为这类老板的文化根源确实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君权传统。
第一代、第二代民营企业家，他们的成长环境和教育背景，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这种历史文化的浸染。当他们凭借过人的胆识和能力创立了自己的事业“王国”后，便很自然地将这种最熟悉的、深植于民族潜意识中的权力模型，不自觉地应用到了自己的企业管理之中。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然而它没有触及的本质是，对皇权的痴迷并不只是史海钩沉，而是有更多现实的映照。而现实中的榜样，相比于史书上的人物要鲜活得多，可模仿性也更强。为了粉饰这种“建国”意图，老板们往往会用到“效率”、“平等”等华丽词藻。但本质上，它更可能趋近于邪教，只是没有强制手段限制成员脱离而已。如果要甄别这种文化是假民主还是真专制，其实看它的决策方式就够了。
在我构思这个主题的时候，也就是中秋假期里，看到微信公众号有人刚好写了一篇相关主题的文章。老实说我有些开心，因为有和我想到一块的人，德不孤必有邻；但也有些遗憾，因为并不期待拾人牙慧的感觉。我没有读那篇文章，希望不会有太多雷同吧。
不过我所遇到的老板，有读雍正的，有宣扬曾国藩的，但三句不离马基维亚利的，还真没遇到。也许他们的书单不够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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